一

实际是我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是我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学习的方法论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月2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告诉我们，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中国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形成了自己的新理论体系、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新思维方式、推动实践的新思想武器。这些科学理论、思维和方法的精髓，毛泽东同志把它高度概括为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把它高度概括为解放思想，江泽民同志把它高度概括为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把它高度概括为求真务实，习近平同志把它高度概括为“三严三实”。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三严三实”，这既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也是共产党人的方法论，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武器。掌握了它，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背离了它，我们就要遭受挫折，乃至失败。

坚持实事求是，最重要的是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坚持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使我们的主观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坚持与时俱进，最重要的是着力把握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坚持求真务实，最重要的就是从科学全面真实的实际出发，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坚持“三严三实”，最重要的是把客观的“实”和主观的“严”紧密地结合起来。总之，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谈得上我们的主观与实际相符合，才能谈得上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与实际相符合，才能谈得上我们掌握了科学的思维和方法。

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工作中取得成绩，是因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与实际相符合;工作中受到挫折，是因为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与实际不相符合;工作难以推动，是因为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不够科学，不够严密，不切实际。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对实际掌握的好坏和深浅。掌握好，工作好;掌握差，工作差;了解深，工作好;了解浅，工作差。因此，了解实际，掌握实际，应用实际，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修好的第一课，也是开展工作的第一步。工作之所以取得成绩，源于对实际的科学掌握;工作遭受了挫折失误，源于对实际掌握不准、不实。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类教训不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农村为中心和以城市为中心夺取政权的争论，深刻反映了是从本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问题。这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据说毛泽东生动地批评过王明，说王明是“三不懂”：不懂人肚子饿了要吃饭、走路要用脚、子弹可以把人打死。毛泽东的批评，指的是王明不懂常识，不了解实际，进而违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毛泽东的成功和王明的失败，根本原因不在于书读得多少，而在于对实际掌握的深浅和好坏。王明读的马列著作并不比毛泽东少，甚至还多。许多回忆录上讲，王明对马列原著中的许多经典著作倒背如流，但王明失败了。王明的失败在于本本主义，毛泽东的成功在于从实际出发。这并不是说读书不重要，理论不重要，科学不重要。而是说，读书要学以致用，同实际相结合，理论要能解决实际问题，科学要能推动发展。

要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不是轻而易举的。既需要我们坚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又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反对形而上学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同时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它们融会贯通，自觉地用它们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分析和处理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达到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而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共产党人都是为人民办事的，都应该是唯物论者。但在掌握实际中，有的对实际情况掌握得很好，有的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个中原因，除了我们主观努力不够之外，关键还在于“实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发展的概念、变化的概念、纵横的概念、时空的概念。也就是说，要掌握科学真实的实际情况，形成科学真实的实际概念，除了从静止的角度分析以外，还要从运动的角度分析;除了从现实的角度研究以外，还要从历史和未来的角度研究;除了纵向的角度比较之外，还要从横向的角度比较;除了从空间的角度综合以外，还要从时间的角度进行综合。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有些问题仅从静止的角度分析就不清楚，从运动的角度一分析就清楚;从现实的角度研究就不清楚，从历史和未来的角度一研究就清楚;从纵向的角度比较就不清楚，从横向的角度一比较就清楚了;从空间的角度综合就不清楚，从时间的角度一综合就清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吃一堑，长一智”等，都是对这种观点的高度概括。诚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认静止的重要意义，否则，就会陷入不可知论和诡辩论。我们之所以强调从运动变化发展的角度分析、研究、综合问题，就是要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形成科学的实际概念，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一朝一夕实现不了，轻而易举不能做到。那种把问题简单化的做法，最终也会贻误人民的伟大事业。

二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作为根本出发点。它要求我们一定要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来决定我们的主观思想和行动。我们做任何事情，既不能脱离实际的超前，把将来要做的事，搬来现在做;也不能甘于落后，现在应该做的事，因为有种种困难而不为。脱离实际的超前，尤其是耽于享受的超前是错误的;自甘落后，尤其是因为怕承担责任而造成落后也是错误的。为享受而超前，是要犯众怒的;怕承担责任而落后，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要求我们把市情分析透、把握准，这是我们制定战略、确立思路、明确重点的前提，是我们制定政策、措施、方法的前提，是我们改革、开放、创新的前提。

我们以“昆明呈贡新城建设的实际”和“保山跨越发展的实际”两个案例为典型，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以昆明呈贡新城建设的实际来看，从空间上讲是离昆明近，区位优势好;从呈贡的特点讲，是有菜、有花、有果，特色鲜明。改革开放以来，呈贡区委、区政府依靠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发挥全区人民的聪明才智，立足实际，依托城市，服务城市，抓成了菜、花、果三大支柱产业，富裕了农民。这是呈贡广大干部群众的成绩，也是呈贡最值得骄傲的成绩。但凡事有利有弊，呈贡在农业上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第二产业发展不足、第三产业发展不够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省委、省政府建设现代新昆明战略的实施，给呈贡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为呈贡加快二、三产业发展，不断增强县域经济实力提供了可能。昆明呈贡新城建设作为现代新昆明建设的突破口和先行区，农民向市民、农村向城市、农业向工业转变势在必行。因此，高度概括和总结呈贡的实际，就是民富县穷、农强工弱、农向工转、村向城转。

农民相对富裕，财政却是穷的，源于农业相对强，工业相对弱的实际。这是过去一段时间形成的实际。农向工转、村向城转，这是当前呈贡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源于现代新昆明战略的实施。民富县穷、农强工弱是相对稳定的实际，农向工转、村向城转是在变化着的实际。看不到民富县穷、农强工弱，就叫不懂呈贡的过去;不知道农向工转、村向城转，就叫不懂呈贡的现在和将来。

民富县穷、农强工弱、农向工转、村向城转四个特点，在呈贡突出表现为两对矛盾：一是人地高度紧张的矛盾，即人多地少;二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即相对于农村的快速发展来说，城镇化发展较为缓慢。这些特点和矛盾都集中表现在昆明呈贡新城建设上。解决当前呈贡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能否把握、运用、发展好已经到来的昆明呈贡新城建设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新城建设的快慢、好坏，直接影响这些特点的演变和矛盾的解决。

深入地、充分地、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好上述呈贡区的“四个特点”“三个转变”“两对矛盾”“一大机遇”，是把握呈贡区情、科学掌握实际的需要。

我们再以“保山跨越发展的实际”来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在全市规模农业发展上，要坚持搞十个土地流转上万亩的企业;在中心城市建设上，要坚持搞“三个万亩工程”，这就是从保山最大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保山农业最大的问题是小、散、弱，没有形成规模效益、没有形成完整的农业发展链条，农民得不到土地流转的钱、在农业庄园打工的钱，更得不到规模农业的效益分成的钱。我们现在搞十个土地流转上万亩的规模农业，就是要解决农民“一份土地、三份收入”的问题：即土地流转的钱，到公司打工的钱，效益分成的钱。以施甸县万家欢公司为例，每亩土地的租金是400—600元钱，农民到公司打工的钱为每天60到100元，效益分成会在4到6万元之间。龙陵县的褚橙基地也是如此，每亩租地的钱为600元，农民到公司打工的钱为每天60到100元，效益分成也是在5到6万元之间。北京庆安集团在昌宁鸡飞和卡斯种植柑桔也是如此，公司计划自建柑桔园区3万亩、在隆阳区杨柳等地自建示范基地2万亩，带动怒江流域100万亩种植，加工成汁以后，出口到俄罗斯和东欧，从种植到加工、到市场一体化。

分析研究“保山跨越发展的实际”概念的形成，既是基于对保山当前实际的清醒把握，也是基于对保山历史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保山地区志》的概述中，有几段精辟的话论述了保山的实际：“当人们还在为悠久的历史和值得骄傲的辉煌欣慰的时候，新一代保山人早已看到了在悠久和辉煌光环下的历史困惑。特有的资源优势和特殊的区位优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期望中的奉献。一面是三分之二人口已经摆脱贫困迈向富裕，另一面仍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贫困中寻求温饱;一面是丰富的资源沉睡大地，另一面却是有赖于资源开发的骨干企业寥若晨星;一面是大量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渴望与科技‘联姻’，另一面却是科学技术待嫁闺中，千呼万唤不出来;一面是面向南亚前沿阵地的区位优势，另一面却是对外贸易的跌宕起伏;一面是开发开放需要大量招商引资，另一面却因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滞后，外商投资举步维艰;一面是市场需求日新月异，另一面却是企业产品的传统依旧;一面是各种人才的奇缺，另一面却是基础教育的落后;一面宁让妻子儿女熬苦受穷，另一面却不愿冲出家门闯荡天地;一面常守空枝发慨叹，另一面却惧树头落凤凰;一面常常临渊羡鱼，另一面却不思退而结网……总之，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滋生着许多的不协调。然而，机遇与挑战同在，发展和滞后并存，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保山人从历史的反光镜里看透了自己，开始和着时代的脚步，从全方位开放的高度，紧紧抓住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两张王牌。”“永昌绵延了几世纪的吉祥名字，将凭借历史给予的机遇，永承昌运，再创辉煌”。这些话，把保山的实际说得何等准确生动形象深刻，与今天我们所讲的区位、资源、产业、文化、作风优势和交通、产业、教育、体制、观念短板是一致的。该志为建国50周年而作，即断代断时于1999年，至今已十七年。弹指一挥间，十七年前分析研究保山实际得出的结论，至今都是正确全面科学的，至今都有教育启发指导意义。真正体现了“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民之有魂”。这些话，为我们今天认识市情、研究市情、推动发展、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教材。从保山历史发展的镜鉴和对现实的研判中，我们逐步形成了“优势明显、短板突出;跨越发展、开放先行;高速发展、金融为要”的实际概念和基本市情。优势明显分析了保山的优势和长处、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可能;短板突出则分析了面临的种种问题、困难、矛盾，也指明了我们工作的方向、目标、重点;跨越发展既是现实的需要，更是未来的召唤;开放先行则回应历史上保山辉煌的动因，也指明当今保山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高速发展和金融为要则说明全球化的时代，支撑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金融和科技，而不仅仅是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我们只有深入地、充分地、正确地分析了和认识了六个方面的市情，我们的工作思路、目标、措施，才能紧紧围绕这一实际来确定、来制定。

三

由此可见，要形成一个科学的实际概念，涉及到“上”“下”联系，“内”“外”结合，“远”“近”兼顾。

以呈贡形成“昆明呈贡新城建设”这个机遇来说，就是“下”具备这个条件，“上”作了这个决定;“内”有这个条件，“外”有比较优势;“远”必须如此，“近”别无选择。也就是说，呈贡具有作为昆明新城的条件，因而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在现代新昆明建设中，把呈贡作为先行区。从比较优势看，开发成本比较低;从近期看，选择呈贡作为先行区是正确、可行的;长期看也是如此。

再来看“保山跨越发展的实际”，就“上”来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为云南发展指明的方向，是省委、省政府对保山工作的新要求;就“下”来说，这是保山到2020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选择。去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工作汇报会暨园区建设会议在保山召开，就是对保山跨越发展的肯定，对保山跨越发展的鼓励和鞭策。“昆明呈贡新城建设”“保山跨越发展的实际”这两个实际概念的形成，就是一个“上”“下”联系、“内”“外”结合、“远”“近”兼顾的典型案例。

我们在掌握实际概念中，常常犯的错误是注重“下”，忽视了“上”;注重“内”，忽视了“外”;注重“近”，忽视了“远”。或者只强调下面的具体情况，而不管上面的具体情况;只强调内部的具体情况，而不强调外部的具体情况;只强调眼前的具体问题，不强调长远的具体问题。在“上”“下”联系中找不到联系点，在“内”“外”结合中找不到结合点，在“远”“近”兼顾中找不到兼顾点。我们讲实际出发，往往形成了从“下”的实际出发，从“内”的实际出发，从“近”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上”“下”联系的实际、“内”“外”结合的实际、“远”“近”兼顾的实际出发。是从静止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运动的实际出发;是从固定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变化的实际出发，一句话，是从“死”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活”的实际出发。从一个不全面、不科学、不真实的实际出发，就会导致工作要么半途而废，要么事倍功半，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好事做不好。因为这个“好”建立在不全面的实际上，不科学的实际上，不真实的实际上，也就是说，是建立在不可能的实际上。因此，要把好事做好，我们必须从“活”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死”的实际出发，就要在“上”“下”联系中找到联系点，在“内”“外”结合中找到结合点，在“远”“近”兼顾中找到兼顾点。联系点、结合点、兼顾点就是全面、科学、真实的实际。这既有一分为二的辨证法，也有合二为一的辨证法。从一分为二中实现了合二为一，在合二为一中包含了一分为二。

注重“下”，不能忽视“上”，否则好多事就做不成，工作推动不了。以呈贡为例，这几年干部职工工作生活条件虽然有了改善，但是由于客观历史原因，有的机关和部门工作、生活条件依然很简陋，特别是教师队伍住房比较紧张。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步解决好这些问题责无旁贷，也符合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加快推进新城建设和全区的改革、发展，既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这就是注重“下”的问题。但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必须从全区的实际出发，量体裁衣，循序渐进，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严格依照法律、政策办事，这又涉及到了“上”的问题。以我们保山解决干部公务员待遇为例，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我们干部和公务员的待遇在全省16个州市中是较低的。要逐步解决待遇提高问题，不仅我们自己下面要有钱，还要上面政策允许，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努力加快发展，解决自己有钱的问题，还要找到上面的政策依据。否则，下面有钱也无用。在具备了“下”的条件之后，此时“上”的情况尤为重要。通常情况下，是“下”决定“上”，“上”决定“下”也是由“下”的情况决定的，但“上”制约“下”、“上”限制“下”、“上”禁止“下”的情况也是比较普遍。从实际出发，不仅仅是从“下”的实际出发，也包含了从“上”的实际出发。就是既要从“下”的实际出发，也要从“上”的实际出发，更要从“上”“下”联系的实际出发。“上”和“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只注重“上”而忽视“下”，干部职工有想法，不利于工作的推动;只注重“下”而忽视“上”，就会犯自由主义，导致好事不能办好，上面领导批评，下面群众埋怨，就像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上”“下”结合点找准了，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好事就能办好，良好的愿望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通常情况下，“下”处于主要矛盾方面。《荀子·劝学篇》讲，“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三国时代魏人王肃注在《孔子家语·困誓》中说：“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也就是说，不亲眼观看高高的悬崖，怎么能知道颠倾坠落的危险呢?不亲身游近深水旁，怎么能知道沉溺淹没的危险呢?不亲自看看浩瀚的大海，怎么能知道狂风恶浪的祸患呢?这充分说明深入第一线掌握“下”对形成科学实际概念的重要性。在工作实践中，上级要求我们做的，做不好没有道理;我们做好了的，上级没有道理不承认，也反映了“上”“下”联系形成实际的科学观点。“上”不可能制约、限制、禁止所有的“下”，“下”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挥。在同样的政策下，同样的要求下，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做不好，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善于以“下”促“上”，以“下”求“上”，以“下”感“上”，即促进、请求、感动，才能做好工作。

注重“内”，不能忽视“外”，否则好多事做不了，工作也推动不了。比如说产品推销，在最便宜的地方生产，在最昂贵的地方销售。什么地方是生产最便宜的地方，什么地方是产品最昂贵的地方，两者往往是不一致的。如果生产地是“内”，销售地是“外”，从实际出发，这个“外”的重要性不亚于“内”，这个“内”要更多地兼顾“外”。以呈贡的招商引资来说，由于现代新昆明建设，呈贡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昆明市委、市政府将给予更为优惠的政策，招商引资有着明显的优势，对有的项目可能还有选择权。但不能因为有优势、有选择权，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抬高门坎，坐等招商。而是要从服务、政策、机制创新上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就是“内”的问题。拿保山的招商引资来说，要注重研究国家、省、市的政策动态，如土地政策的调整，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迁，投资者的实力、优势、心理等，这又是“外”的问题。在推进跨越发展的实践中，保山工贸园区招商还是比较有成效的，以山东恒丰纺织集团为例，“外”的因素是电价和劳动力成本吸引他们，“内”的因素是我们的服务感动他们，“51+49”的股份合作制，又找到了一个结合点，这就显示了内外结合才有的实际效果。“内”和“外”是相辅相成的。离开了“外”，“内”就不成立，“内”就不成其为“内”。只有既重视“内”，又不忽视“外”，招商引资才能取得实效。从实际工作来看，对“内”不重视，搞不清楚自己的优势;对“外”一无所知，不了解别人的情况，还抱着“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老观念，势必犹如盲人骑马，夜半临池，非栽跟头不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少见多怪，不见全怪的现象，存在以老经验、老眼光看新事物的现象，就深刻地反映出我们掌握的“外”不多，掌握的“外”不全，掌握的“外”不准的问题，以至于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两个极端现象：要么盲干，要么不干。诸葛亮在《便宜十策》中指出：“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意思是说，将微弱的声音当成大声，以小见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从音乐的规律也生动地说明了内外结合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结论的道理。因此，眼睛既要向“内”，也要向“外”;头脑要向“内”，也要向“外”，不仅要把内部的事情看清楚、问清楚、想清楚，也要把外部的事情看清楚、问清楚、想清楚。如果在农业文明时代因地域的封闭而可以在一个小小区域内形成一个封闭的实际概念，那么在工业文明时代由于空间的扩大，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封闭的实际概念，信息文明时代就更不用说了。对外部的市场不了解，对外部的先进技术不了解，一句话，对外部的一切不了解，怎么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实际概念呢?此外，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认识自然现象的工具不断更替，因此，要掌握科学的实际概念，我们还要掌握科学实际概念的工具，才有利于更好地掌握实际。农业文明时代的工具是铁器和铜器，工业文明时代的工具是大机器，信息文明时代的工具是电脑。善于利用这些工具，既有利于掌握“内”，也有利于掌握“外”，进而形成科学的实际概念。例如，中国掌握美国市场，应用现代化的工具，掌握的情况会既快又准，既多又全，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去做，就是过去任何时代的工具无法比拟的，充分说明新工具对掌握实际的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工具就是新思想、新观点的物化形式。

注重“近”，不能忽视“远”，否则，不仅得不到未来的西瓜，还会丢了到手的芝麻。以昆明呈贡新城建设和保山跨越发展为例，发展城市就要占土地，土地占了就必然出现失地农民。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科学、合理地处理好失地农民问题，使他们自愿地离开土地，顺利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对推进新城建设至关重要。高度重视失地农民问题，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社会保障等方面确保失地农民的利益，这就是“近”。但是根据当前的土地政策，征地费偏低，直接兑到农民手里的安置费用不多，失地农民利益的保障还需要通过发展城市经济来逐步实现，这就是“远”。再如征地费一次性兑付给农民，工作是好做了，但也留下了“后遗症”，由于失地农民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懂经营、善管理，可以以财生财;但有的则不然，几年后征地补偿费用完了，这部分人还会来找政府解决新的问题，这就是只重视“近”，忽视了“远”，没有考虑到用好用活这笔款项，通过壮大集体经济等方式，使失地农民的利益有一个长期的保障造成的。“远”和“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近”是“远”的现实反映，“远”是“近”的发展结果。在处理“近”和“远”的关系上，要找准兼顾点。只有既重视“近”，又不忽视“远”，新城建设才能顺利推进，失地农民利益才能得到长期保障。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是急功近利，顾了眼前丢了长远，做了今天不想明天，不仅不利于长远发展，眼前的工作也做不好。在远近兼顾中，涉及到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总是相互关联而又互为条件，现在既是过去发展变化的结果，又是向未来发展的起点。过去不好的东西会反映到现在，过去好的东西也会影响到现在;现在不好的东西会反映到未来，现在好的东西也会影响未来。处理好现在，既是对过去很好的总结，又是对未来很好的开辟。一味地埋怨过去，并不能很好地从实际出发;一味地幻想未来怎么做，那一定是脱离实际的。

因此，要形成一个科学的实际概念，在注重“下”时，不能忽视“上”;在注重“内”时，不能忽视“外”;在注重“近”时，不能忽视“远”。同时，要牢记“下”、“内”、“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上”“下”要有机地联系，“内”“外”要紧密地结合，“远”“近”要有效地兼顾。只注重“下”、“内”、“近”，很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狭隘主义的错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等都是对这种错误现象生动形象的概括。只注重“上”、“外”、“远”，容易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夸夸其谈，粗枝大叶;口若悬河，不着边际;心中无数，无所适从等等都是对这种错误生动形象的概括。在解决下面的具体问题时，要懂得上面的政策;了解内部的情况时，要懂得外面的世界;在做好眼前近期工作时，要兼顾长远的工作，这样才算基本了解了实际、弄清了实际、掌握了实际。

四

如何才能做到“上”“下”联系、“内”“外”结合、“远”“近”兼顾呢?

首先，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武器。这个武器就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江泽民的与时俱进、胡锦涛的求真务实、习近平的“三严三实”。它们是战胜经验主义的武器，对付教条主义的克星。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人永葆青春，具有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三严三实”的思想路线，就会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会从开放的角度看问题，就会从创新的角度看问题。思想就会解放而不会守旧，观念就会创新而不会落后，思维就会开放而不会封闭。我们就会有一种创造的动力、创新的欲望。一个科学的战略的确定、思路的明确、重点的确立，无不体现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例如，呈贡在抓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培育、特色农业的发展、城市化建设中，不抓菜、果、花特色农业，农民过不上好日子;不发展工业，县域经济实力强不了。这都是对发展中的实际、变化中的实际不断深化认识的结果。从呈贡这几年的抓特色农业富民，到现在的抓新型工业强区，抓新城建设富民强区，既是对实际认识的过程，也反映了认识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保山在跨越发展中，从农业大市向工业大市进军，再向信息大市迈进，都是对实际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也是我们实践能力不断提升过程。

其次，要不断学习。学然后知不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学习才能丰富知识，学习才能提高能力，学习才能进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甚至一个人，如果停止了学习，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地区、这个人停止了进步。进入知识经济年代，学习型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学习型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学习型的地区才是有希望的地区，学习型的人才是有希望的人。对实际的掌握，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达到。这就要求我们面对变化的实际，必须用学习的态度、探索的态度、谦虚的态度去对待，切忌对变化的实际熟视无睹，对变化的实际自以为是，对变化的实际无动于衷。不怕对实际不掌握，就怕不去掌握;不怕对问题不了解，就怕不去了解;不怕对矛盾不认识，就怕不去认识;不怕存在困难与问题，就怕不去解决困难与问题。

第三，要努力实践。实践之树常绿，实践之树常青。无论是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教育创新、文化创新，还是其它一切创新，并不是人们在头脑中凭空想象出来的，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只能在不断解决实际问题中产生。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当现有的理论不能解决某一自然现象，这对自然科学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意味着经过人们的探索和创新，将产生新的理论。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应当如此。当某些社会问题用原有的理论不能解决的时候，不应当消极悲观失望，而应当抱着积极的态度，在科学思想和方法的指导下，回到实际中去，积极实践，探索方法，创新理论，寻找更科学的思想和方法。马克思有一句精辟的话：当问题产生的时候，也就同时产生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与方法是一对矛盾，同时产生、同时发展、同时消失。有了问题而不能解决，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因为我们对实际情况、实际问题不掌握，或者是没有掌握问题的实质。虽然掌握了很多材料，但都是表面的、不真实的材料，不是可以得出正确结论和方法的材料，因而找不到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市委按照忠诚干净担当的要求，提出“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什么办法能解决问题就用什么办法、什么人能解决问题就用什么人”的干部导向，也是根据这个科学原理而来的，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理论根据的，只不过是一种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要找到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要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省委、省政府作出的建设现代新昆明率先启动呈贡新城建设的战略决策，就是在科学思想和方法的指导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产生的，是多年来昆明城市发展的经验积累，是实践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重大举措。我们正在进行的昆明呈贡新城建设就是这一战略决策的具体行动。省委、省政府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考察云南时的讲话精神，作出“云南要走出一条跨越发展的道路、把云南建设成为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中心、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民族团结和谐的示范区”，既是云南省发展的理论创新、更是云南发展实践的结果。这是我们党领导云南人民发展的历史结晶，这是云南人民创造创新精神的体现，这是云南人民共同的心愿。没有跨越发展就不会有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的发展是靠不住的。没有物质基础的发展最终会被人民唾弃。就保山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要有危机感!要有被唾弃感!要有被抛弃感!离开了实践，我们的认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认识从实践中产生，思想在实践中产生，战略在实践中产生。我们的责任，就是善于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善于概括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善于用从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指导实践，不断地实践又实践。

对实际的掌握，从而得出科学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和方法，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不断探索的过程，不断思考的过程，不断实践的过程，非下苦功不可。懒汉是入不了门的，凭聪明的脑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愿意学习、探索、思考、实践，就永远只会游离在全面、真实、科学的实际大门之外，永远入不了门。